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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秘密北上的海上通道

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后,全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正式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发出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了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

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后,便着手筹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如何把在香港和国统区的民主党派代表、爱国进步人士安全接到解放区,成为当时一项紧急又重要的任务。

未雨绸缪,周密部署

邀请和护送民主人士前往解放区的工作分为北线和南线进行,前者主要护送平、津、沪等地的民主人士到达河北平山县李家庄,后者则把在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安全护送到东北解放区,这条线路涉及人数最多,任务也最艰巨,华南分局、香港工委和东北局等做了大量工作,东北局还在大连、丹东组成专门班子,负责接待安排与护送等。

彼时,解放区正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对外交通几乎全部被切断。为确保万无一失,周恩来亲自策划路线、安排交通及护送人员,并曾设想开辟从香港经欧洲到苏联,再转赴哈尔滨的国际路线,但因港英政府阻挠而未打通。

当时,大连作为苏军军管地区,利用战略地位和政治形势上的独特优势,成为解放区有利的对外口岸和最重要的对外交通联络站。

1948年8月,周恩来致电在大连的钱之光,要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会同香港分局负责人等,护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钱之光长期在国统区的武汉、重庆、南京、上海等地工作,具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早在1947年夏天,他就奉周恩来之命前往大连,建立了中华贸易总公司,租用外国船只,以贩运物资为掩护,往来于大连、香港之间,开辟通途、采买物资、收集国统区的报纸杂志等。为了与中央保持直接联系,他们还建立了电台,这些都为后来接送在港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进入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创造了条件。

接到周恩来指示后,钱之光向妻子刘昂(时任解放区救济总署秘书组组长)交代了大连的工作,便与祝华、徐德明等人南下香港。他们跨过鸭绿江来到朝鲜,在平壤办理了苏联波尔塔瓦号货船的租用手续,将香港市场短缺的大豆、猪鬃、皮毛等土特产装船后,便从罗津出发,开始了特殊使命的航行。

1948年8月9日,周恩来又致电华南分局书记方方并香港分局:“为邀请与欢迎港、沪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并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望指定汉年、夏衍、连贯负责计划,并协商一个名单电告。”很快,一个以潘汉年、许涤新、饶彰风、夏衍、乔冠华等为主要成员的专门小组成立了,潘汉年、许涤新负责筹集经费,夏衍、乔冠华负责联络各民主党派重要人物和知名文化人士。同时,还把设在香港的“联合公司”改组扩大为“华润贸易公司”,钱之光任董事长,以更好地掩护北上行动。

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后,钱之光立即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周恩来、任弼时、李维汉联名致电钱之光,提醒“须注意绝对保密”。香港分局和潘汉年、钱之光等做了大量细致周密的工作,对如何分批行动,每次租用哪个国家的船,以及沿途由谁护送等,都做了严密而巧妙的安排。

当时情况复杂,要保守秘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据钱之光回忆,由于民主人士社交面广,为了避免路上遇到熟人,每次都安排在黄昏以后上船,由负责同志陪同,另有工作人员随船护送。特别是一些知名人士,要提防密探跟踪,对于上船经过哪些街道、何人去接、遇上情况如何应对等,事先都进行了周密部署。

北上,北上

1948年9月,周恩来亲自拟定了名单,提出邀请在香港和江南地区的李济深等77人,以及在平津地区的费孝通等24人前往解放区,并分别致电香港分局、华北局、上海局等征询意见,

为了安全起见,即将北上的人都各自出发,事前并不知道与谁同船。有的从家里转到朋友家上船,有的在旅馆停留后再上船,有的甚至还搬了家,把行李放在原处,不随身携带,使人看不出要出远门的迹象,到达约定地点后,再由工作人员护送上船。上船后,重要人员被安排在船长室,不让其露面,以躲过海关检查。船上的人有的西服革履,扮成经理模样;有的则是一身长袍马褂,还揣着一套货单,打扮成商人,大家事先都准备了一套说辞,以便应付检查。细致入微的保密设计,力求从方方面面确保护送工作顺利开展。

准备进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很多,考虑到是第一批,不便安排太多,第一次北上的便只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10多人,他们经过艰难的航程,于1948年9月27日抵达朝鲜的罗津港。船在经过台湾海峡时遭遇强台风,失去了控制,被冲到澎湖列岛附近,蔡廷锴等和船员一起,拿着工具合力顶住岩石,经过全体人员的努力,才摆脱了触礁的危险。在罗津登岸稍事休息后,他们即乘火车抵达哈尔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对他们的安全抵达表示慰问与欢迎。

第二批民主人士原本拟定于1948年10月中旬出发,不料所租的苏联船只到香港时与一艘货轮发生碰撞需要修理,只好又改租了一艘挪威货轮。10月底,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等第二批民主人士离港北上,11月中旬在大连与丹东之间的大东沟抛锚下人,改乘小船上岸,东北局负责同志前往迎接。在船上,爱好无线电的周海婴组装了一台收音机,收听到新华社播发的沈阳解放的消息,大家都很兴奋,还开了一场热烈的庆祝会。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最多,包括李济深、茅盾、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施复亮、孙起孟、吴茂荪等,共30多人,党中央极为关心,周恩来的电示也更加具体、周密,要求刘昂等人要与苏联驻大连的有关部门交涉,租用他们的轮船,而且一定要在大连港靠岸。到达后,要安排在大连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领导人要住单间,确保安全。此外,还特地嘱咐北方天气寒冷,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

随后,周恩来特地电示钱之光:已经走了两批人员,很可能引起外界注意,这次行动要更加谨慎,并提出了“保密、谨慎、周到、安全”八字原则。经过慎重考虑,最后确定民主人士离港的时间,就在圣诞节后第二天深夜。因为香港每到圣诞节要放假,也是行动的有利时机。

在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中,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是各方瞩目的人物,港英政治部派人在其寓所对面租了一层楼,名为“保护”实则监视,想要离开香港困难重重。为迷惑外界,动身那天,李济深特地参加了一个宴请。宴毕,他与朱蕴山等人带着酒肴,坐上交通员掌舵的游艇,装作去海上游览,之后再趁着夜色,悄悄登上靠拢的苏联货船,并于次日凌晨安全出港。后来据夏衍回忆,当时他们十分紧张地在一家旅馆守着一部电话机,直至听到“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这个谜语一般的消息,才松了一口气。

李济深走后没过几天,香港当局就知道了,立刻引起各界的强烈反应,气氛变得愈加紧张起来,港英当局加紧了对进出港水陆交通的控制,国民党特务更是盯梢、恐吓无所不用其极。直到1949年3月中旬,第四批民主人士才得以离港北上。这一批人中包括黄炎培、姚维钧夫妇,盛丕华、俞寰澄等,由于当时天津已经解放,所以船到天津时他们便上岸,之后直接到达北平。

远涉重洋,同舟共济

除上述4批外,当时经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还有很多,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有1949年2月,叶圣陶、马寅初、王芸生、郑振铎、陈叔通、包达三、柳亚子夫妇、曹禺夫妇等27人,他们乘坐挂有葡萄牙国旗的华中轮先到达烟台,再进入北平。大家分头集合,化装后于夜间登船。其中,叶圣陶扮作管仓员,王芸生、徐铸成扮成船员,宋云彬为庶务员,郑振铎为押货员,陈叔通、马寅初、包达三等为商人。

启程前,港英海关人员照例上船检查,他们在马寅初的皮箱中看到一张他在抗战时期的照片,合照的几个人西装革履、衣冠楚楚,同眼前这位“账房先生”的身份很不相称。海关人员怀疑他是被通缉的要犯,当即下令扣船,不准出港。船上的职员上岸交涉,再三解释,又私下塞了“吃茶钱”,对方才肯签字放行。一场虚惊后,轮船于午后才离开香港,大家终于松了口气。

紧接着,1949年3月,严济慈、史东山、张瑞芳、于立群、臧克家、沈其震等人,及香港达德学院部分师生和华侨乘坐宝通号外轮北上,到达天津后转赴北平。此外,规模较小的还有何香凝母女与萨空了、金仲华、欧阳予倩、马思聪等人北上。

在护送每一位民主人士的过程中,党中央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大家纷纷用诗文抒发对这次“光明行”的真诚歌颂。李济深即兴题词:“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柳亚子在北上途中赋诗云:“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

至1949年3月,南线接送工作基本完成,经香港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科学家、作家及部分家属等约350人。周恩来称赞钱之光等人:“你们做了很多工作,接送民主人士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从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加紧镇压民主运动,我党协助民主党派和爱国进步人士撤往香港,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又把大批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区,筹备新政协,我党与民主党派、爱国进步人士一直风雨同舟,为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团结战斗。这一段历史,充分表现了我党与民主人士的革命情谊,也光荣地载入了我国革命运动的史册。

 

(转载自《保密工作》杂志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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