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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交通大站:赤白交界处的秘密较量

20世纪30年代初,为了加强对中央苏区革命斗争的领导,党中央建立起一条连接闽西、赣南苏区的秘密通道。这条长达3000多公里的红色交通线水陆并存、城乡混合,沿途危机四伏,但始终未被破坏,运行长达4年之久,成为维系苏维埃中心区域的血脉。而处在赤白交界的闽西交通大站,又为传递党中央指示情报,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红色交通线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闽西交通大站的建立

1929年3月, 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的红四军前委在福建长汀召开扩大会议,制定在闽西、赣南20余县实行公开割据的战略方针,揭开了创建中央苏区的序幕。1929年底,随着闽西、赣南土地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党中央提出在闽粤赣苏区设立独立交通网的设想,并着手筹建。

1930年6月,红四军为了沟通与上海党中央的直接联系,在毛泽东和福建省委的委派下,中共闽西特委军委委员、闽西红二十军军长卢肇西前往上海,与先期抵达的广东省委的李沛群,以及党中央交通部门商定分别在香港、闽西建立交通大站。回到中央苏区后,卢肇西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在闽西特委交通站的基础上成立闽西工农通讯社。

在中央交通局的领导下,从各省调来强有力的干部,加上闽西工农通讯社及其机要交通网,以及香港华南交通总站等共同努力,3个月内就打通了由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闽西直达江西瑞金的交通线。

在这条蜿蜒曲折的线路上,闽西作为非常重要的节段,也是上海与中央苏区往返的必经之地。当时,这里密布着地方军阀与国民党保安团,为了便于衔接,中央交通局在赤白交界的永定设立交通大站(即闽西交通大站,对外称闽西工农通讯社)。闽西交通大站原设在龙岩城,接下来的几年间,根据形势变化,又几次易址。

后来,党中央进一步作出规定:“凡属赤区的交通站归闽站管辖,白区的交通站归港站管辖。赤区应向外布置交通路线,港站应向内布置交通路线,在赤白分野的地方合接起来。同时闽西站应与港站发生很密切的关系。”

唯一的内地大站

闽西交通大站是中央苏区红色交通线上唯一的内地大站,由党中央直接建立,受中央交通局直管,经费专款专用,任何人都不能私自挪用。1930年冬,中央调广东省委发行科长李沛群来到虎岗,任闽西交通大站站长,同时调肖桂昌、曾昌明、熊志华等担任中央交通员。

秘密交通线上各站点的选设极为重要,各地交通员利用既隐蔽又方便联系的对外商店作为掩护,以确保完成任务。在闽西交通大站下,设有青溪、合溪等中站,以及多宝坑、铁坑、桃坑、中金、严坑、太拨等小站,并接待过一批重要领导干部。

党中央对于交通员有着严格的要求,交通站专门制定了秘密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交通员一日要走40至70华里,机要文件更是昼夜兼程,保证命令准时传达;交通员不能泄露任何秘密,不准谈论情报的来龙去脉,除直接向上下级口头传达或汇报外,他们之间互不认识,保持单线联系;回站后,交通员应向站长报告工作、敌人动态、群众情况等作为参考资料,为日后机要交通改线或选线提供参考。

交通员的工作既重要又十分危险,随时面临牺牲的考验。1932年冬,敌人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为打破联系不便的困境,时任中央交通局副局长陈刚派专职交通员熊志华从上海向中央苏区运送电台配件。在汕头的旅社,熊志华将电台零部件细心地塞进枕头里,巧妙地躲过了警察、宪兵的多次搜查。到达桃坑交通小站后,由于叛徒出卖,发生了激烈的枪战,交通员丘寿科为保护熊志华撤退,自己身中3弹,英勇牺牲。半个月后,熊志华辗转回到上海,才知道原安排与他接头的两位地下党员双双被捕,但他们始终没有暴露党的秘密,确保了熊志华和秘密交通线的安全。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交通员们用信念、智慧与鲜血架起了一条条“红色通道”,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独有的贡献。

历史的铭刻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党中央曾有数条地下交通线从上海通往中央苏区:一是由上海、香港经广州转南雄进入江西,二是由香港经汕头转黄冈再转饶和埔到闽西,三是由汕头、潮安到松口、梅县、蕉岭、平远进入江西,但上述线路均因各种原因遭到破坏,只剩下从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永定到瑞金的这条线路,在第四次反“围剿”时也成为党中央通往中央苏区唯一的交通线。

当时,国民党当局在对中央苏区实行疯狂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凡邻近我根据地的敌占城镇,食盐、煤油等物资均实行“公卖”制,并断绝了赤白区域的交通,这就使得中央苏区的物资供应异常艰难,药品、布匹等日常用品奇缺,苏区生产的粮食、木材、土纸、钨砂也销不出去,给军民生活及反“围剿”斗争造成了极大困难。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闽西交通大站担负起疏通物资补给通道的重任。一些交通站为了避人耳目,对外佯称做生意、开饭店或卖电器材料,除了建立活动站点外,还积极扩大采购网络,从同情革命的商人、商号处购买物资。据不完全统计,闽西交通大站输送的军需用品和民用物资,包括兵工厂修理机械的机器,闽西工农银行的印钞机及印刷纸币的器材、纸张,还有红军医院的器械、药品等,多达上千吨。

与此同时,闽西交通大站还把现金或黄金珠宝等财物从中央苏区带到上海、香港等地。1931年,闽西特委书记郭滴人将500块光洋交由大埔中站站长卢伟良,他将光洋一个个串起,分别缠在左右两臂,再用布条包扎好,只身一人闯过重重关卡,送至上海的党中央处。同年,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到中央苏区提款,一次性就带走20万元,在福建漳州的聂荣臻又交给交通员曾昌明、肖桂昌价值约5000元的金条,交通员们凭着机智与勇敢,跋山涉水,闯过国民党军队层层封锁,安全抵达上海,为解决党中央经费难题做出了突出贡献。

随着中央苏区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他们与党中央、红军与红军之间、红军与地方党组织、此省与彼省等相互联系的问题日趋突出。为了加强上海的党中央与各地苏维埃政府、红军的联系,早在1927年8月,就曾发出“中央通告第三号”,部署建立全国交通网的任务,一是传达党中央的文件,输送党的一切宣传品;二是收集各地反动派及其他各种消息。闽西交通大站建立后,在沟通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苏区信息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传送了大量的文件,伯公凹小站还涌现出感人的七烈士事迹。

伯公凹地处闽粤交界的大山中,当年只是一个不到30人的小村,为了保障交通线的通畅,整个邹氏家族都自发参与了守护任务。在地下党负责人邹作仁的动员下,邹端仁、邹春仁、邹佛仁、邹昌仁、邹启龙、邹晋发等都成为了地下交通员。作为红色交通线入闽第一站,伯公凹也是从白区进入苏区的关键一站,周恩来当年经过这里时,还亲手送给交通员邹端仁的妻子3块银元,嘱咐其补贴家用。

后来,邹作仁、邹端仁在筹措、护送军需时不幸牺牲,邹昌仁、邹春仁、邹启龙、邹晋发等也因护送队员遭敌围剿,或因叛徒出卖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留下了悲壮的“伯公凹七烈士”传奇。

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闽西交通大站之所以能出色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靠的是基层党组织与沿途群众的帮助支持及各交通站点的密切配合,靠的是一批活动于国民党统治区、战斗在白色恐怖环境下的交通战士,才成为敌人侦不破、打不掉、摧不垮的地下交通站,它为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也在红色交通线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原载于《保密工作》杂志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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