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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掉的“花名册”

朱新淦 , 1903年出生于江西宜春高安市杨圩镇易坊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中只有四亩薄田。其父朱维胜是附近一带有名的打砻(方言,类似磨,一种去除稻谷外壳的木质工具)匠人,农忙时在家种田,农闲时则外出替人打砻。母亲王葵英除了料理家务外,还要起早摸黑,用糯米做些地方小吃“麻糍”,拿到集市上去卖,挣几个钱以接济家中的生活。朱新淦为长子,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生活的重担压得父母喘不过气来。

朱新淦13岁那年,父母将他送到镇上私塾馆读书。因家中贫困,付不起学费,只读了一年,他就辍学了,以后便跟着父亲外出打砻。

现实生活使朱新淦幼小的心灵充满了种种不满和疑问 :为什么父母一年到头拼死拼活,而一家人还是吃不饱、穿不暖,连自己的学费也付不起?为什么穷人在世上受压迫、抬不起头,富人享清福、 耀武扬威……他百思不得其解。

1930年7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由福 建汀州向湖南长沙进军途中,路过高安,在杨圩一带打土豪、建农会,宣传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新中国的道理。这好比一股强劲的东风,吹开了郁结在朱新淦心中多年的疙瘩。他终于明白 :穷人要翻身要解放,就只有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打倒地主豪绅和 一切剥削阶级,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从这以后,虽然父亲卧病在床,自己也已成家立业,是整个家的顶梁柱,但朱新淦还是抽出身来,跟着红军干革命。

1932年年初,朱新淦听说岳母家上高县泗溪塘尾一带有红军游击队活动,就经常到那儿打砻,探听红军消息。下半年,他在上高县缝纫工人周诘的介绍下,结识了中共湘鄂赣省委高安中心县委派来工作的赖文龙、傅洞民等人,从此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矢志不 渝地为穷人的翻身解放而斗争。由于工作积极,思想觉悟提高快, 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任命为杨圩、塘尾地区“反帝大同盟”组织的负责人。

年底,朱新淦回到家乡,按照党组织布置的任务,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他以打砻为掩护,日夜到各村进行秘密串联,宣传革命道理,号召群众起来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到1933年年初,这一地区“反帝大同盟”组织的会员发展到一百多人,他的弟弟朱新保、母亲 王葵英也都加入了这一组织。

1933年4月上旬,中共高安中心县委在杨公圩龙谷山召开高安、 清江、新余、上高四县“反帝大同盟”组织负责人会议,中心内容是研究准备举行武装暴动的问题。参会回来后,为了做好暴动的充分准备,朱新淦几次召集骨干成员在易坊村前面的杉树岭开会,对每一步工作进行详尽的研究和部署,以防出现纰漏。

4月中旬的一天,中心县委派三位同志到塘尾村送活动经费。他们在泗溪茶馆歇脚时,因放在包袱里的银圆很重,不小心弄出响声, 引起了特务的注意。

这天晚上,朱新淦、傅洞民、聂九、黄九如等人来到塘尾村与送款的三位同志接头。突然,上高县保安团包围了村子,朱新淦带领三位送款的同志趁夜色冲出敌人的包围,安全脱险。傅洞民、黄九如、聂九三人在后掩护,不幸负伤被捕。敌人把他们抓进上高县保安团的碉堡施以酷刑,傅洞民、黄九如宁死不屈,当场被敌人杀害 ;聂九经不住敌人的拷打,供出了“反帝大同盟”准备武装暴动 的情况,并出卖了朱新淦和其他一些骨干成员。

国民党高安县县长彭度接到上高县保安团的密电,随即通知村前区区长朱光普,命令他立刻带人前往易坊村捉拿朱新淦等人。

朱新淦突围以后回到易坊村,为以防万一,决定迅速组织“反 帝大同盟”的骨干成员转移。当天夜晚,他正与朱新保、朱新兵等人在自己家中研究转移工作,在屋前望风的母亲突然发现有一队黑影向他家移动,急忙进房报信 :“有人来了!”朱新淦立即吹灭油灯,对朱新保等人说 :“你们快走,通知其他的人立即转移!”

朱新保等人从后门跑出去后,朱新淦立即把有关文件、宣传品放进灶内烧毁。此时,屋外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紧接着是气势汹汹的打门声。

朱新淦见自己身上还有一本“反帝大同盟”组织的花名册来不及烧掉,便急忙把它塞进一张竹床上的竹筒里,对母亲说:“这东西千万不能落到敌人手里。”说完,他就打开后门冲了出去。刚一出门,几个黑影就向他扑过来。他挥起一拳,把其中一人打倒在地, 接着又举起手来想打第二人,谁知,腰上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一下, 顿时跌倒在地。朱新淦被捕了,敌人在他家里乱搜了一阵,什么东西也没捞到,便把他押送到杨公圩的碉堡内。这天晚上,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反帝大同盟”的两名骨干成员邹宗煌和熊光教。

朱新淦被捕的第二天,伪县长彭度赶到杨公圩对他进行审讯, 并从上高县叫来了叛徒聂九作证。

彭度说:“只要你把参加暴动人员的名单交出来,我们就放了你,免受皮肉之苦。”

朱新淦冷冷一笑:“你们要杀就杀,想要我交出名单,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彭度恼羞成怒,对朱新淦施以惨无人道的肉体摧残。开始是灌辣椒水,压杠子,后来坐“老虎凳”,上“雷公尖”。朱新淦被敌人折磨得一次又一次昏死过去,但他以一名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忍受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一连几天审讯,始终没有向敌人吐露一个字。

敌人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过了几天,敌人押着朱新淦回到家里见他的母亲。

王葵英老人看到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儿子,止不住老泪夺眶而出,心如刀绞,她忘不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朱新淦是怎样体贴与孝敬她。儿子从来不顾自己劳累,外出打砻归来,一卸下肩上的工具担,就帮着她料理家务,或者帮着她舂麻糍 ;有时,她到集市上卖麻糍回来得晚,儿子都跑去接她。在几个儿女中,她最疼爱的就是新淦儿。她理解、信任儿子,儿子参加革命后,她不但不阻拦, 反而帮着做工作,送信、放哨,样样都干。她知道儿子不是为自己, 而是为穷人……她为有这样的儿子而骄傲。

朱新淦用手轻轻抹去母亲脸上的泪水,说道 :“妈,别难过,您的身体要紧。”

母亲抬起头,看到儿子深情而又坚定的目光,哽咽着说 :“妈不难过,只是你被抓走后,家中连柴也无人打,把竹床也烧掉了。”

朱新淦听到母亲这样说,知道自己惦记着的那本花名册已经作了处理,感激地说 :“妈,真难为您!您要多保重,我为了穷人的翻身解放,死而无憾!”

敌人见朱新淦的母亲很伤心,感到很得意,说 :“老妈子,只要你劝儿子把那份名单交出来,我们就可以放他回家,让你们母子团圆。要不然,你儿子就别想活命!”

王葵英老人愤怒地指着敌人说:“我儿子哪有什么名单?!你们这帮坏蛋,为什么把我儿子打成这个样子?!”说着,就要和敌人拼命。

朱新淦拦住母亲,转身冲敌人说:“你们快收起这一套,我的事情与她老人家无关。”

敌人见阴谋不能得逞,便疯狂地乱搜一番,又垂头丧气地把朱新淦押回了碉堡。

敌人始终没有从朱新淦的口中捞到半点情况,最终对他下了毒手。1933年 7月的一天,乌云笼罩着杨公圩的上空,在一个绿草如茵的山坡上,衣衫褴褛、遍体鳞伤的年轻共产党员朱新淦,面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枪口,泰然自若。他深情地遥望着前方,刚毅的嘴角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就像回到了母亲的身旁。顷刻,罪恶的枪声响了,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染红了身旁的青草。丧心病狂的敌人还贴出布告,暴尸三天,不准安葬。

朱新淦牺牲时,年仅30岁。他短暂的一生,演绎了一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不朽传奇。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共产党员、无畏的革命战士,在他牺牲的地方建了一座纪念碑,碑上刻着“朱新淦烈士永垂不朽”九个光彩夺目的大字。

 

(根据江西省高安市国家保密局、史志办提供素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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