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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坚守

人的一生面临无数选择,而信仰的选择则需要一生去坚守。在生死之间,出身豪门的刘国鋕没有选择“似锦”的前程,而是坚守自己的政治抉择,用年轻的生命书写了对党、对人民的忠诚。

刘国鋕1921年出生于四川泸州,父亲曾任泸州济和发电厂董事长,家里有11个子女,刘国鋕是备受娇宠的“幺儿”。当时,他家不但财产丰厚,而且持有发电厂的股份,是当地名副其实的豪门大户。

1940年,刘国鋕考入西南联大经济系,就是在这里,他作出一生中最重大的政治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摆在他的面前。1944年,地下党组织决定派他到农村开展工作,而此时家人却给他谋了一个“美差”——到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当研究员。他拒绝了家人的好意,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只身一人到云南陆良,在一所县中学教学,以数学教师身份协助当地省委开展游击队的筹建工作。

直到1947年,刘国鋕才受组织调遣回到重庆,担任中共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负责重庆大学地下党组织联络宣传工作,公开的身份则是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所资料室工作人员。

1948年,由于叛徒出卖,刘国鋕不幸被捕,国民党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欣喜若狂。他认为,像刘国鋕这样出身豪门望族的公子哥儿,骨子里是不可能相信共产革命这一套的,不过是年轻人图新鲜赶时髦,只要政府稍加规劝,一定能“浪子回头”。

然而,结果却让徐远举大失所望。审讯时,徐远举问:“你家里面有钱有势,有吃有喝,你革谁的命,造谁的反,你知不知道你这一切做法都是跟家里人过不去?”刘国鋕没有回答。无论徐远举如何威逼利诱,刘国鋕都丝毫不为所动。徐远举恼羞成怒,对他施以酷刑,并将其投入监狱。

刘国鋕被捕后,家人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营救,还动员方方面面的关系向军统施压,要求放人。时任重庆市市长张笃伦、重庆市参议长胡子昂等官员打电话、送信函给徐远举,请求对刘国鋕“网开一面”“个案处理”;刘国鋕的一位宗亲哥哥、四川省经济交通厅厅长刘航琛,也密电何应钦,务请刀下留人。

最终,刘国鋕的五哥刘国琪专程从香港赶回,不惜花重金贿赂徐远举。徐远举同意放人,但提出“必须在报上发表声明,退出共产党组织”。刘国鋕得知徐远举的条件后,坚决拒绝,第一次营救就这样失败了。

1949年8月,刘家再一次营救刘国鋕。这一次,刘国琪送给徐远举一张空白支票。他对徐远举说,要多少就填多少,刘家只有一个要求,降低条件放人。徐远举提出必须写悔过书。刘国琪考虑到弟弟的倔强性格,同意代写悔过书,让弟弟签字,徐远举这才答应。

兄弟俩见面后,热泪盈眶。但听了释放条件后,刘国鋕斩钉截铁地说:“这个字我不能签,要释放只能是无条件的。”刘国琪听后苦苦哀求:“你就签个字吧,何必这么认真呢?签个字出来,我立刻把你带到香港,再送到美国……”

刘国鋕对哥哥说:“我死了,有党在,等于我还活着;背叛了党,我就算活着,也等于死了。”

1949年11月27日,白公馆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开始了。当刽子手提押刘国鋕的时候,他正在牢房的地板上写诗。刽子手冲进去将他推出牢房,押往松林坡刑场。途中,刘国鋕高声朗诵在牢房里未写完的诗句:“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这就是一个年仅28岁的共产党人在生命最后一刻发出的呐喊。是什么力量在支撑他?答案只有一个:信仰。

 

(撰稿: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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