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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访苏:保密工作贯穿始终

高度保密: 毛主席要访问苏联

毛主席首次出国的安全问题事关重大,因此,周恩来总理亲自负责领导和部署相关工作。当时, 中国大部分地区虽已解放,但战争尚未结束,蒋介石率军退据西南一带,妄图实行南北割据。毛主席乘车所经地区大多为新解放区,土改还没进行,国民党潜伏特务尚未肃清沿线治安并不稳定,。铁路虽然已经全部接收过来了,但我们对交通运输保卫工作还缺乏经验,铁路公安保卫工作尚在建设中。

1949年11月底,刚刚29岁的我接到命令:参加部署和具体执行保卫毛主席出国的安全保卫工作。在铁道部,有权获悉这一命令的只有3个人:部长滕代远、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冯纪和我。接受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后,我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中。

根据滕代远部长的要求,我们首先纯洁内部,对全线铁路职工实行大审查、大调整。规定参加列车工作的一切人员必须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党员、团员;沿线各站值班人员,必须经过党委逐个审查,确保绝对可靠;为保证专列正常运行,我们动员全体职工整顿设备,要求事先对全路一切设备进行大检查、大维修、大保养,对专列进行全面检修, 并请解放军派工兵用雷达扫描检查有无易燃易爆物。此外,还特别加强了对铁路沿线及大小桥梁、隧道内外的警卫工作,做到每一、二华里就有一武装步哨。

在铁路系统内部严格检查中, 曾在天津铁路局杨村大桥下的桥墩台上发现一包炸药,哈尔滨铁路局机务段在准备给主席专列换乘的机车火车头上,发现了一枚手榴弹,均及时拆除了。这一“警报”立即通知全线,引起大家思想上的高度警惕。一时间,千军万马开进铁路沿线,内外岗哨联防,许多地方县委书记、县长亲自护路护桥,一个极为周密的保卫专列安全通过的天罗地网,撒满全线, 人人精神振奋,严守岗位。11月底,整个准备工作全面完成。

 

平安启程:主席悄悄登上专列

1949年12月2日晚8点30分, 一切准备就绪。毛主席乘车直接进入北京站站台,在停放着的专列车厢门前停车。主席身穿皮大衣,头戴皮帽,健步走向专列,满面微笑地向守卫在门口的同志频频致意。在周总理的陪同下,毛主席直登火车。当时,门口两侧分别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奇清、冯纪和我护卫,目的是使别人无法看见主席上车。9点整,专列在北京铁路局机务处处长亲自驾驶下徐徐启动,而他当时并不知道乘坐专列的是毛主席,其他乘务人员更是无从得知。

为保证专列的绝对安全,我们在保密方面严格要求:由铁道部规定,专列车号为九00二,公安部规定此车为“李德生”专列,在电报电话上使用,便于联络;主席专列放在中间,即第二辆列车,前面第一辆列车由中央警卫部队负责押运,后面还有一列空车,每列之间保持一定距离,所经各站除需上煤上水外,一律通过不停车;从首都出发时中央同志不上站台送行,各地党政负责同志,不准上站送行;随同毛主席出国的只有4人,而中央只派4名护送人员:除滕部长、冯副局长和我以外,还有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

为了保密,事先让列车人员将主席车厢整理就绪,一切生活用品安放好后,没有召唤,不必再去。至于主席生活上的照料,直接由随同主席出国的4人负责,我可以随时出入车厢听候指示。

我主要负责专列的警卫工作, 每当列车停车时,我就下车在专列周围警卫,同时监督列车人员操作,并向沿线铁路公安机关负责同志及地方公安部门同志了解沿途警卫情况。大家内心都很兴奋,然而每个人都自觉遵守保密纪律,没有人打听车上情况。

 

安全第一:我阻止主席上山海关

专列于第二天早晨安全到达山海关,在这里上煤上水,停车时间较长。到站停车后,我与冯纪最先跳下车到附近巡视。站内检修人员正紧张地准备换乘,车站内有一些旅客集中在候车室内,我们根本没有想到主席会在这个车站下车散步,因此并未部署警卫。

我正在车前向公安段长了解情况,忽然看到毛主席已经走下列车到了站台上。听说要停车半个多小时,主席就提出要去看看有名的“天下第一关”。

滕、杨二位部长对此毫无准备,因为事先没有安排,担心主席的安全,却又不好劝阻。我抗日战争时期曾在此地从事敌区联络工作,对当地比较熟悉,解放后曾乘山海关桥梁工厂的小吉普车到“天下第一关”城楼上参观。但只有一辆汽车无法保证主席的安全, 于是便向主席和部长们谎称:“找不到小汽车。”车站离城楼还有七八华里之远,没有车子上去很困难。主席只好说:“那就算了。”

在等待中,主席站在天桥上停留了十几分钟,观赏了周围自然风光,然后走上列车休息。当主席高大的身影忽然出现在天桥上时,列车上的有些同志方知毛主席要乘坐这辆专列出国去苏联! 山海关车站的铁路工作人员和候车的旅客,人人笑容满面,用手势代替语言欢迎毛主席。人们不约而同地为毛主席的安全而保密, 没有任何人大声喧哗,更没有人向外“宣传”、“广播”。

令我感动的是,主席在车上也没有休息,而是有计划地选调沿途党政负责同志上车汇报工作, 深入调查当地情况。主席问得很详细,使许多同志感到“自己肚子里那点东西全被主席掏出来了”。同时,每个被调查的干部都对主席的出行严格保密,回去后未向任何人透露。人民对自己的伟大领袖如此热爱,如此敬重,真是心心相连啊!

经过六天六夜的运行,专列按时到达我国与苏联接壤的最后一个车站——满洲里车站。此时, 苏联方面派出的专列已经停放在列车线上。办理完交接手续后,我们紧随主席走下专列,快到车厢时,主席同我们护行人员亲切地握手话别。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时刻,主席冒着零下50度的严寒,一直站在列车门口向我们挥手致意。

送走主席后,我们直接返回北京,并继续严守秘密。当毛主席于12月16日顺利到达莫斯科的新闻向全世界发表后,铁道部的吕正操、武竞天二位副部长才知滕部长之前送主席赴苏联访问,便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保密工作做得不错,连我们都蒙在鼓里啊!” 而吕、武二位副部长更有不知,我们3人这次执行任务,连秘书都没带,没向家人透露半句!可见当时我们党的保密工作何等严密!

1950年2月14日,当我们从广播中得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顺利签订时,意识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总理于1月10日离开北京赴莫斯科)即将动身回国了。我们与杨奇清副部长全力投入到迎接保卫毛主席和周总理安全回国的紧迫任务中。2月24日,毛主席和周总理乘坐的苏方专列顺利抵达满洲里车站,换乘我方专列后,于3月4日安全回到北京前门车站。为了保密,中央没有派人到车站迎接。主席、总理下车后, 即乘车离开。我和冯纪上车向全体列车服务人员和警卫部队致谢, 祝贺同志们出色地完成了一件光荣而伟大的政治任务!

 

(作者:任远,原载于《保密工作》200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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